2020.04.15
罗云波:我国食安风险交流成效已显 建议探索精准交流新模式

罗云波:我国食安风险交流成效已显 建议探索精准交流新模式

 今天

  中國經濟網北京6月14日訊(記者 段丹峰) 6月14日,第八屆中國食品安全論壇在京召開。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教授羅雲波在主題為“風險交流與食品安全”的分論壇上表示,風險交流是風險分析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食品生產經營者、監管者、消費者等各相關方交換意見看法、凝聚共識的重要方式,對於提升監督效能、維護消費信性愛技巧 心、促進產業良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是實現社會共治、共享食品安全目標的必然要求。 

  羅雲波表示,目前我國已經從國傢層面上加強瞭食品安全風險交流的頂層設計和理論探索,風險交流已逐步向制度化、法治化、學科化的方向發展。但同時還存在能力、動力和效力等問題,還存在科學傳播空間被市場化為導向的媒體環境擠壓的問題。

  因此他強調,在新媒體時代,要想促進食品安全風險交流工作,必須放棄陳腐觀念,建立基於人民群眾需求的、符合公眾認知規律的、以效果為導向的精準風險交流新型交流模式。

  以下是發言全文:

  非常榮幸今天能在這裡跟大傢交流,我要說的題目是我國食品安全風險交流的現狀和挑戰,剛才杜司長已經把開展的一些工作作瞭分享,我現在分享一些我的觀點。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上午好!風險交流是風險分析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食品生產經營者、監管者、消費者等各相關方交換意見看法、凝聚共識的重要方式,對於提升監督效能,維護消費信心、促進產業良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今年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的主題是“尚德守法,共治共享食品安全”,而風險交流正是實現社會共治、共享食品安全目標的必然要求。

  經過多年努力,我國的食品安全風險交流已經取得瞭不小的成績。

  首先在國傢層面上加強瞭食品安全風險交流的頂層設計和理論探索,風險交流已逐步向制度化、法治化、學科化的方向發展。政府已將風險交流納入《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十三五”規劃》,在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和各部門規章中已逐步納入風險交流相關條款。食藥總局等食品安全相關政府部門之間逐步完善瞭溝通、協調和聯動機制,逐步形成瞭風險交流的工作體系。

  為進一步促進風險交流工作體系建設和能力建設,國傢食品風險評估中心協助食藥總局和衛生計生委制定瞭風險交流工規范和技術指南。食藥總局組織多方專傢系統梳理典型國傢和地區的經驗做法,在實踐積累的基礎上,編寫風險交流相關技術資料和培訓教材,在理論探索方面,開創性的開展食品安全風險公眾認知研究,系統瞭解我國公眾食品安全風險認知狀況和規律,建立適應新媒體時代的基於公眾需求的風險交流模式,為提升食品安全風險交流效果做出瞭積極的探索。

  近年來,政府風險交流力度不斷加大。為重樹機構信譽,各部門以政務信息公開為重點,積極推動監管信息透明化。例如食藥總局制定瞭食品安全監督抽檢信息公佈規程,規范瞭地方監督抽檢的信息公佈。各部門在積極回應食品安全輿論熱點的同時,也提前對可能引起社會關註的話題給出科學解釋。例如衛生計生部門圍繞標準清理整合工作,不斷增強信息透明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增強信息的可讀性,通過提前科學解讀,加強輿論引導的主動性。食藥總局在官網設立食品安全風險交流預警專欄,開展消費提示和風險解讀。食品評估中心廣泛開展進校園、進社區、進媒體等科普活動;通過舉辦機構開放日,讓公眾近距離與科科學傢溝通交流。政府監管部門也開始重視新媒體微博微信的運用,打造自媒體品牌,搶占新媒體食品安全的話語權。

  社會各方廣泛參與的程度不斷提高。在政府部門的主導下,中國食品科學技術學會、科信食品與營養信息交流中心(CFIC)、果殼網、科學松鼠會、清華大學等機構和高校積極參與食品安全風險交流工作,分析熱點食品安全事件、豐富傳播手段,破解大量食品安全領域的謠言,為老百姓答疑解惑,減少不必要的恐慌。

  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瞭食品安全風險交流工作體系,開展瞭大量具有高廣度和強度的風險交流工作,公眾逐漸趨於理性。然而,在交流效果上仍有不足。面臨信息生產碎片化以及傳播渠道多樣化的沖擊,謠言傳播出現瞭多主體、跨平臺、易反復的特點。而新媒體、朋友圈的相對封閉的傳播環境又使辟謠的信息很難達到目標受眾,傳統的宣傳教育的影響力、引導力嚴重受限,食品安全風險交流的形勢越發嚴峻,交流的無效甚至反效的問題異常突出,究其原因主要存在如下幾個問題。

  一是能力問題,風險交流還是缺乏技巧。目前我國高等教育中沒有專門的風險交流的課程,也沒有這樣的專業設置,學科建設的滯後導致瞭風險交流專門人才的匱乏,無論是政府、企業、研究院還有媒體都不太瞭解風險交流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謠言瘋狂傳播的情況基本上是手足無措。

  有效的交流需要知己知彼,而我國的食品安全風險認知研究才剛剛起步,很多重要的問題尚缺乏瞭解。目前主要采用傳統科普以政府或者傳播者為中心的模式,由他們來決定科普的內容、形式和時機。盡管或傳播者也會考慮到受眾的需求和滿意度,但從總體上看,更多的還是以供給者的資源、目標定位和便利性為導向,對受眾的大胸美女主動性和實際需求缺乏系統深入的瞭解。有時科普還會起到相反效果。食品風險評估中心的風險認知研究結果顯示,在食品添加劑科普方面,有些傳統科普的內容甚至會增加公眾恐慌。

  在交流策略方法上,不瞭解公眾的認知心理和規律。科學求真求準的邏輯難以和公眾需求,以及媒體求新求快的邏輯相對接。例如將風險交流視為單純的知識傳播,而研究表明,改變公眾的風險認知和態度,知識隻是一個必要的因素,而不是全部,人們的情感、信任、註意力都會影響人們的態度,而且影響力可能更大。研究還表明,讓公眾科學認知食品添加劑,減少不必要的恐慌,信任培育比知識科普的影響權重更高。而我國的風險交流過於重視知識的科普而忽略其他重要因素,如果抓錯重點,共識必然難以達成。

  在交流對象上,未針對不同層面的受眾個性化定制信息內容和渠道。不管交流對象是哪類人群,不管高風險人群的社會特征,都千篇一律采用同樣的信息渠道和內容,我們的科普宣傳品能否準確傳達給他們並且被他們理解和接受,值得考量。我國已經開展瞭大量的風險交流工作,但是,在如何準確的評價食品安全風險交流的效果方面,還處於起步階段。

  二是動力問題。激勵不夠,專業人員缺乏。我國的風險交流工作起步較晚,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員大多也是半路出傢,能夠掌握良好的媒體傳播學、心理學和營養學知識的實用型、復合型人才極度匱乏。而作為科普宣傳的主力——食品科學界對於科研成果向公眾認知轉化的重視程度不夠。重大科研項目中科學傳播的比例偏低。在缺乏激勵機制且科研工作繁重的情況下,科學傢參與科普的積極性不高,科學傢或科研機構缺乏把科學傳播作為核心工作的動力。在負面信息充斥的輿論環境下,敢於在食品安全領域說真話、傳播科學的正面聲音屈指可數。

  三是效力問題,及時主動的交流不夠。無論是輝山乳業事件還是疫苗事件,都存在信息缺失、交流滯後的問題。當事件曝光後,如果專傢、決策者尤其是管理部門保持沉默,錯誤信息就容易先入為主的占領輿論陣地和公眾認知;如果相關機構沒有及時更新事件進展信息,會讓公眾誤解為機構不重視、不作為、故意遮掩,容易在受眾群體中滋生恐懼、懷疑、抵觸和不滿情緒,進一步擴大事態。眾多惡性群體性事件的爆發都存在交流不及時的問題,有時起因僅僅是一個荒謬的謠言。對風險交流者來說,當發生食品安全事件或危機時,我們應當力爭讓正確的專業信息先於流言蜚語到達受眾。

  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在遇到某些突發性和威脅性事件時會積極尋找有關事件的信息,弄清事件與自身的關系,以便采取恰當的應對措施。危機時期正是民眾對這類知識和技能需求最旺盛的時期。在危機時期,我們可借助危機發生時對事件的關註,通過高密度的傳播,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常態科普達不到的效果,危機時期恰恰是科普的良機。

  同時,風險交流還存在科學傳播的空間被市場化為導向的媒體環境擠壓的問題。在經濟杠桿的作用下,越來越的科學雜志、科學頻道或欄目正在萎縮或合並,微弱的科學的聲音經常淹沒在娛樂化的汪洋大海中。在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媒體環境中心,交流部門與主流媒體的協作機制還不完善,例如央視在進行轉基因科普專題節目時還會穿插非轉基因油的廣告。

  食品安全風險交流是打開公眾信任結節的關鍵措施,這一措施無效低效甚至反效,中國食品的形象難得恢復。

  新媒體時代,交流即有效的陳腐觀念必須放棄。流於形式、枯燥乏味、自說自話的交流模式,風險交流不但會無效,還會反效,成為“高級黑”。風險交流是一門涉及多領域多學科的新興科學,學界應圍繞“交流效果”這個關鍵詞,深入開展研究,完善風險交流的策略方法,建立基於人民群眾需求的、符合公眾認知規律的以效果為導向的精準風險交流新模式。食品安全風險交流任重道遠,成長空間巨大,需要政府部門、枕上書在線觀看免費相關研究機構、學會、協會、社會機構、媒體等多方共同參與、共同努力,同心攜手爭奪科學的話語權,加強科學輿論的影響力和引導力,切實提升交流效果。